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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疑似早期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本文通过对其图像志的分析,结合山东地区其他汉画像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汉代佛教初传的视野中,将其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这一图像与同时期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本土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对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黑釉凸线纹瓷器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磁州窑系诸窑场中常见而具有鲜明特色的黑釉产品。本文以罐这一典型器类为切入点,根据其装饰特征和形制变化,并参考出土单位早晚关系等,将黑釉凸线纹瓷器的发展演变划分为萌芽、繁荣、衰亡三期,年代分别为宋末至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金末至元代;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兴衰与磁州窑的市场地位、社会生活背景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此外,笔者推断黑釉凸线纹技法直接源自白釉凸线纹碗盘,后者可能是受定窑"出筋"技法启发而成。至于初创窑口,目前学界有"鹤壁窑说""钧台窑说""观台窑说""磁州窑说"等四种观点,本文倾向于 一种;其创烧年代应在宋末金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北宋中晚期。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对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M4木棺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发掘中同时总结了一些实验室考古发掘运用的新技术,是对实验室考古发掘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及多种信息提取方法的尝试,目的是使实验室考古发掘更加精细和科学,使信息提取与记录更加详细和。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 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明代帝陵石刻制度较之唐宋帝陵有较大的变化。本文在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明皇陵和明孝陵石刻雕凿年代和制度来源,指出明皇陵在经历了明初对北宋先帝陵神道石刻的刻意模仿之后,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在其基础上大胆创新,成为一代之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年,贵州省引进首批日本教习任教武备学堂。黔省地处西南,也不是 日本重视的区域,却多省与日本建立方往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黔抚邓华熙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包括他所具有的趋新思想、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积累的招聘经验以及与日人建立的交往等。邓华熙接任贵州巡抚不久,为"风气"、"宏教育"而向日本方面提出聘订教习。双方就教习的聘用期限、权限、薪酬及人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商议,并 终确定了招聘合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的发展。以教习为主的在黔日人,则成为日本与贵州的重要中介;在商谈招聘的过程中已渐显强势的日本,亦借此机会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许昌作为汉魏许都,出土了大量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许昌汉画像石门楣图像对称均衡,粗犷豪放,简洁灵动,大多采用凿纹地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表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场景与祈求升仙、荫护子孙的精神理念。《朱仙镇新河记碑》对于研究贾鲁河水运与朱仙镇商业兴衰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重要价值。按《朱仙镇新河记碑》所载道光二十三年的黄河大水是朱仙镇水运衰落的转折。光绪八年新疏浚的贾鲁河道由王堂新河、李牧岗至张市镇两部分构成。贾鲁河河道的变迁是导致朱仙镇商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一文中的杨机墓志录文释读有疏漏,对杨机卒葬、仕历的分析亦有未当之处,结合历史文献及墓志拓本,对其不足之处一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