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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郎中、司徒从掾位,即魏晋史籍中被称为王、司徒吏的群体。王、司徒吏与九品中正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群体应该渊源于汉代察举与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晋时期,伴随着自身原有职掌的丧失,他们常受命承担一些临时性职使,活跃于地方政事务中。由于具备了虚衔化的特征,王、司徒吏又常被用作赐,由此人数急剧膨胀,成为僚体系末端的一个特殊群体。木工司马一职是曹魏时期伴随着材校尉而创设的,当时又存在着以都匠冠于衔之前的职衔组合,《石门铭》所见都匠木工司马恰反映了这一点;当部匠司马则是隶属于系统的工匠。这两类职的存在表明,当时对工匠的管理引入了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统。《石门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每个朝代的衣冠之制,不但是 的象征,而且事关帝国的合法性与皇权的神圣性。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冕服上所寄注的思想、意志、情感一览无余。古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一般是帽后飘摆。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羽翎作为配饰刚始固有其等级象征意义,但未成。汉代文献记载,从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到秦汉皇帝,皆有将羽毛赐予武将作帽盔装饰以示英武之举。北朝时期出现了用山雉尾条装饰头盔的情况。元明之际朝鲜的李朝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中也出现了鸬鹚羽毛制成翎子以装饰的记载。到了明代,服冠冕始缀天鹅翎。清初的文献记载从侧面证明羽翎佐饰冠冕的观念仍存在。清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带有深深的萨满文化烙印。在古代经学礼制构建视野中,冕制流变始终重视"义本礼经",这也是清朝正统意识和新政心态的重要体现。其冕服制度设计深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服制经验和制度创建程式的影响。花翎作为服配饰也体现着奖惩的示范意义,有着重要的制度规范导向。岭南画派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画坛,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关于新旧艺术的论争,引发了关于传统画现代变革的思考和对西方绘画的认识,促进了画的变革与发展,也丰富和活跃了广东乃至 的艺术论坛,影响深远。世纪初广东画坛包括岭南画派在内的各种画学主张、艺术追求及艺术风格的与形成,都与民族危难、社会变迁、西风东渐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密切相关,由此发生的画的现代变革是广东画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选择。考察岭南画派绘画思想的生成要素和表征特点,将其重置于二十世纪初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对于探索画如何始现代变革的历史建构,以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现代变革,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岭南画派的诞生、发展过程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画现代变革的历程。传世文献和部分金文文献中的"元子"一词,通行工具书一般解释为"长子"、"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等,也有学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应训为"善"的意见。本文通过对1987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春秋时期可忌豆铭文"元子中(仲)姞"等内容的研究,认为以往的解释过分强调"长子"、"首子"、"嫡长子"等层面的含义,训为"善"的意见也有可商之处。先秦、秦汉文献及出土中"元子"一词强调的只是"嫡庶"的观念,与是否为"长子"、"首子"没有必然,也不限于"嫡长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称为"元子"。"元"在训"首"之外,具有"嫡"的涵义,是在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文中对部分文字形体的隶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主要为"嵌入法"。带方格的长篇铭文的铸造要使用一组范,在内范上刻方格后翻外范。在外范上刻字后翻制真内范,内范上就会有阴线的方格和阳线的铭文,而浇铸后得到的青铜器上也就形成了阳线的方格和阴线的铭文。不带方格的长篇铭文也用这种方法制成。阴文铭中有阳文字体是补刻所致。下河遗址大型房址FFF3均为半地穴式五边形建筑,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种大型建筑是我国宫殿建筑的滥觞。房屋的营建大致包括六道程序,房内的地面均为料姜石制成的白灰铺设。F1为目前所见同期房址中者,对认识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调度等具有重要意义。跃进村人马陶灯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罕见、经典艺术品。它的出土对于鉴别博物馆所藏相似陶灯的真伪,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比目前所收集到的陶灯材料,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推断应属于相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应与它们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关。跃进村出土的人马陶灯时代较早,对于探索这类陶灯的来源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河南府文庙建筑群位于洛阳市老城区东南隅文明街中段,系明嘉靖六年在宋代府儒学搬迁旧址上修缮和扩建而成。其中的戟门、大成殿两座木构建筑在明代修建过程中,仍保留有早期建筑构造和法,其建筑构造特征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木构建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洪洞英山杂剧图是一幅线刻七人杂剧图,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英山的舜帝庙里,对研究北宋前期的杂剧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英山杂剧图内容为二杂剧色作场表演,两侧为乐部教坊鼓色、笛色、歌板色、杖鼓色、筚篥色。教坊鼓色、筚篥色,头部均戴诨裹,推断应为杂剧演员,真正的身份很可能是杂剧行当中的副净、副末,在其搬演的剧目中无需演出时,司乐。笛色头戴东坡巾,也可能是司乐的杂剧演员,在正杂剧的演出中有可能是职司引戏或者末泥的行当。本文以静态的画面作为基点,复原英山杂剧演出的动态过程,认为英山杂剧图表现的应是正杂剧演出之前的"艳段",情节简短,所需演出脚色少,副净、副末等主要脚色行当尚未始演出任务,又因"路岐"剧组的规模有限,故而在"艳段"中司乐伴奏。这个简短的艳段演出完毕,再行搬演正杂剧。55年,在山西省榆次市苏村发掘了明晋裕王墓,墓主人为第十一代晋王朱求桂。该墓的发现对于认识明末社会政治、厘清晋藩王世系,以及订正《明史》等文献记载中的一些谬误具有重要价值。长期以来,该墓的材料都没有得到详尽披露。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建筑构件、随葬器物等几个方面对该墓进行了简要报道,并对墓志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依据墓志并结合文献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解读朱求桂家世以及朱审烜的命运;其二,以晋裕王为切入点探讨晋藩王对明代礼制的遵循;其三,对晋藩王陵兆域进行梳理,在整理其分布地点与范围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晋藩王陵与同在山西境内的代藩王陵、沈藩王陵兆域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