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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有一幅表现了48个义民的竹笔长卷,这就是近现代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义民图》。它是画家的代表作品,也是近现代美术史上 富时代特征和感彩的作品之一。作为一名 特色的画家,司徒乔在油画、色粉画、竹笔画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受鲁迅先生影响,司徒乔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以纪实的手法,用独特的竹笔绘制了多幅广为流传的灾难画。这些作品凝结着作者的深切情怀和时代的悲情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战争时期穷苦大众血泪,既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斥责了国民党的无能。本文从画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工具、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内容介绍、历史地位及灾难画在近代美术史上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义民图》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使人们在了解《义民图》相关信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创作者的伟大人格。68年,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到的元帅右监印是关系到红袄史、金蒙宋战争史的重要文物,为此,学术界就该印的归属问题展了热烈讨论。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金史》《元史》的相关记载,通过对比监印和《金史》所载金代三品印的重量,判定监印并非金代印;通过勾陈行尚书省及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变迁,判定监印中的"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即李全所受之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通过追溯蒙古前四汗时期政机构设置及吏职名的变化情况,判定该监印所涉之元帅右监应为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属。与既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认为,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的元帅右监印既非金代印,亦非红袄首领李全本人所有,而应是李全集团重要成员的遗物。唐代出现了一些早期风格铜镜,以模仿汉代铜镜风格为主,主要出土于西安和洛阳地区。此种风格铜镜既有早期收藏保留下来者,也有部分器形是唐代风格,但纹饰却融入了汉式铜镜的纹样,成为具有复古风格的汉式唐镜。复古风格铜镜是唐代铜镜生产中的一种多样化、差异化策略,来满足少量具有复古情调的人选用的普通商品,并不具有等级意义。唐代铜镜的复古风气对宋代以后大量仿制前代铜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 博物馆馆藏《遐迩贯珍》为研究对象,参照辞书出版社翻印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馆所藏《遐迩贯珍》影印本,对其存世情况及所承载的宗教、新闻、科普、广告等信息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其对近代的影响。近日查阅中新发现一幅登载于《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的李大钊与顾孟余合影。通过对照片承载的信息和对当时报刊新闻报道的考证、推断,笔者认为,此照片应是1926年3月12日上午9时余李大钊、顾孟余出席国民党左派在北京三殿(由 起,直至太和殿)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公祭活动时的合影。耐人寻味的是,《世界》画报所发《被段祺瑞通缉之五人》使用的李大钊照片,竟是后来《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登载的李大钊、顾孟余合影的一部分,只不过抹掉了照片上的背景以及顾孟余像那部分,仅留李大钊一人的照片,其刮擦痕迹明显。《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发表李大钊与顾孟余在太和殿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公祭活动的合影,体现了国共合作、继承孙中山遗志,掀起国民 的时代主题,其寓意深远。法国19世纪的艺术十分多样,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流派纷呈。然而,有一股恒定的潮流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成为法国艺术的一大特征,那就是学院体制下的专业创作。从新古典主义到被称为"消防队员"绘画的潮流,法国始终遵循古典时期定下的学院在教学、深造、创作和收藏方面的原则,造就了一大批法国学院派艺术家,尤其在历史画、肖像画方面获得很高成就。雕塑领域以吕德和卡尔波为代表,同样成果斐然。本文通过对法国学院体制的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性介绍,从法兰西美术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罗马奖、罗马法国学院、沙龙展、画室、卢浮宫等机构性层面,探索这一学院派潮流得以历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并分析学院派在2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博物馆界能够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博物馆与文物的收藏保管,以及博物馆与博览会、博物馆与学校、博物馆与研究所的区别研究,回答了什么是博物馆,怎样认识博物馆的问题。ⅡM1394是1997年以来在土城子古城周边发掘的东周墓葬中的一座围沟墓,时代为战国中期 和ⅡM1388均出土较多具有典型晋文化特点的遗物,表明两座墓存在密切关系。这两座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北方农牧结合地带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长柄香炉是古代佛教活动中常用的焚香器具之一。一般由炉身、长柄、底座三部分组成,炉身呈高足杯式,随着时代的变更长柄末端的样式有所变化。本文以考古出土和传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时期的长柄香炉为中心,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其器名称,将考古发现的实物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壁画、雕刻中的图像相对比,探讨长柄香炉起源、形制演变及其与香盒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考察其对韩国、日本的影响。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 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吏的颂碑也多次被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