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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北墓地因被盗发现，墓地面积24万平方米，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14年在墓地西北部发掘墓葬7座，出土了一批陶、铜、玉、石、蚌贝器等遗物，年代集中在两周之际、春秋早期，西周末期到春秋时期陶寺北墓地是晋国的一处邦墓，战国属魏。陶寺北墓地在墓葬形制、棺椁数量、随葬品平俭上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填充构筑晋国史的宝贵。分布于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朝天嘴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上限或可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左右，下限可能在殷墟第二期左右。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朝天嘴文化是在三星堆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融合了大量土着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江汉地区、渝东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少量文化因素。87年，在洛阳市吉利区发掘了北魏时期的吕达、吕仁父子墓。墓葬的分布位置符合当时的埋葬制度，两座墓出土的随葬品处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转变期，形成前、后期不同风格的组合。吕达墓所出嵌蓝宝石金戒指及胡俑等，是北魏迁洛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见证。物质材料、生产方式、商品属性、产品、创作者与社会文化情境等多种力量共同成就了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线"与"线性"艺术的产生、发展和 终风貌的形成。本文对绘制民窑青花所使用的物质媒材(包括青花笔、青花料、泥坯、釉和器型)进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其线条艺术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南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1所出的一件青铜鼎的保护与修复，探索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在青铜文物保护过程中有机结合的新技术。通过对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龙香村与乐义村仿古陶工艺作坊的调查，具体展示其工具、制陶原料、仿古汉陶罐的成型工艺和烧造工艺等一系列制陶工序。尤其是外模贴片成型法，对于研究秦汉古陶工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制陶工艺的重要参考。邾国故城遗址217年发掘的J3为竖穴圆筒形，用长方形砖和圆形陶井圈垒砌而成，出土遗物有铜度量衡器、陶器和铁器。此次发现的新莽时期铜度量衡器为 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地层关系明确，共存文化遗物丰富，获取的完整，为进一步探讨新莽时期度量衡制度等相关问题了重要的。15年5～8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四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了四座半地穴式房址，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对研究本地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运城万荣县发掘的元八年(72年)薛儆墓是山西唐代墓葬考古的重要收获。这座墓不仅规模大、级别高，还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如墓志中谥号空出、天井中发现石人和石柱头、墓道填土中夹杂有壁画残片等。以往研究多认为薛儆墓有僭越之嫌，并未深察，本文通过细读墓志并参考以往发现，分别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王朝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一个专为 烧造瓷器的机构。根据实物和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湖田窑烧造的"玉"字铭器，可能是浮梁磁局烧制的批制品。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进行，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明清御厂那样有专门独立的厂址，而是选择了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的窑场，当时有可能成为磁局窑场的大概是湖田窑和落马桥及珠山明御厂一带。元青花当是浮梁磁局的产物。"至正十一"年铭青花象耳瓶应为元政权始瓦解情况下浮梁磁局的工匠为民间定烧的制品；景德镇其他窑场如曾家弄、戴家弄等窑址烧造的元青花瓷，可能是在元窑影响下生产的产品。
